3期。)。但是，也有不少论者持不同意见。有人指出，起义爆发后，武汉商会、商团马上响应革命，发挥了积极作用。第一，支持武昌首义，倒向军政府。筹款济军，接济粮糈等；第二，成立商团，维持社会治安，缉拿奸细，捕捉抢匪；第三，支援和参加阳夏战争，从事战地救护，配合民军进行情报战，或直接投入战斗抗击来敌；第四，南北议和中力促和议，对清军进行消极抵抗，虽然其斗争的行动是软弱的，思想是动摇的，但基本倾向总的来说有利于革命方面(皮明庥《武昌首义中的武汉商会、商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讨论会论文集》）。)。
还有同志指出，武昌起义期间不仅武汉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同情支持革命，其上层代表人物也先后站在革命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热情，并对革命予以实际支持。例如吕逵先、蔡辅卿、徐荣廷等武汉工商界巨头曾发起募集中华民国国民捐，为解决军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助了一臂之力(郭莹、何晓明《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有的甚至认为，首义期间武汉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并非妥协、软弱的代表，与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比较而言，其积极表现和影响更为突出(冯崇德、曾凡桂《辛亥革命时期的汉口商会》，《辛亥革命论文集》。)。
对首义期间湖北武汉地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动向，迄今为止史学界除对其代表人物如汤化龙研究较多外，作为一个整体派别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仅个别论者在论述湖北咨议局时有所涉及。认为“以伪装的手段骗取革命党人的信任，勾结封建旧势力，企图窃取革命政权，破坏革命，这是湖北立宪派在武昌起义革命时期表演的全部内容。”湖北地区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不是革命的动力，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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