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同盟会的领导者们在制定这套《革命方略》时，他们的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例如，他们从反满的角度出发，不但没有把汉族的官僚当作革命的对象，反而认为这些人论地位虽为仇讐，但“论情谊则为兄弟”，“同受满洲政府之压制”，只要他们能起来反对清廷，就可以化仇敌为兄弟(《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二集），上海人民出版社，页33。)。再如，他们根本没考虑到武装起义成功后，怎样对待象立宪派这样一支*力量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有了这套《革命方略》，只要按照它去做，理想共和国就可以顺利实现。他们对武装起义成功后将会出现的错综复杂形势缺乏应有的估计，这可以从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后由美国到伦敦走访吴敬恒未遇所留下的字条中看得十分清楚。他说：“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民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看，凡我同胞，自当喜而不寐也。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致吴稚晖函》（1911年11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页546。)1907年以后，同盟会日趋涣散，它的主要领导人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争取武装起义的胜利方面去，再没有对起义胜利后怎样建立起革命的政权并把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问题进一步做认真的研究。武昌起义后，伴随着革命风暴的迅速遍及全国，袁世凯集团和立宪派人，以及其他*力量乘机崛起，觊觎政权，在形势极为复杂的情况下，革命党人却缺乏统一的方针和政策，内部意见分歧，孙中山又远在海外迟迟不归，这样，革命派在组织全国政权，肩负起领导全国的革命运动以夺取胜利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就不能不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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