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宋教仁等人的活动，表明了武昌起义后，革命党的上层领导者虽也有人考虑到组建并掌握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问题，但总的说来，当时多数的领导人是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到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上去，没有把组织与掌握政权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并采取有力的措施。这就使他们在组织中央政府这个问题上，继续陷于被动的地位。

　　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用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名义，以“义军四起，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的理由，向各地军政府发出征求意见电。接着两天以后，便通电要求各地选派代表到武昌来筹组临时政府。

　　在黎元洪发起筹组临时政府的同时，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也把筹组临时政府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武昌起义后，形势巨变，江浙一带的立宪派人立即开始从事紧张的应变活动。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的当天，赵凤昌在上海家中的惜阴堂召集立宪派的骨干分子雷奋、杨廷栋、沈恩孚和黄炎培等人密议拥袁世凯组阁的办法。上海光复一周后，赵凤昌等又提出“总机关如何组织”的问题，并拟订了“宣布临时国会成立计划”和《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在这份通告书稿上所列的十八个发起人，除个别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外，绝大多数是各省在上海有影响的立宪派人(见《赵凤昌藏札》第107册函电稿，《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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