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世纪初，被内忧外患蹂躏得千疮百孔的中国，危机四伏，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着对策与出路。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到*制度上，变，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可是变的结果、变的方式，却众说纷纭，大体上可以归结于两大阵营：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君主立宪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理论支柱，以张謇为代表，其宗旨为“只可立宪，不可革命”。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的奏稿，集中说明了君主立宪派的主张：“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团结民心保存邦本”。既要“立宪”，又要“保存邦本”，这本身便很矛盾，更不用希望有什么建树了。一九○六年，清政府认识到“欲防革命，舍立宪无它途”，宣布“预备仿行宪政”；一九○八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堂而皇之地声明“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威严，不可侵犯”。“立宪”是假、“君主”是真，连清政府自己也直言不讳：“立法行政司法，则皆总揽于君上统治之大权。故一言以蔽之，宪法者，所谓巩固君权，并以保护臣民者也”。（《光绪新法令》第二册第26页）即使如此，也要“预备”九年才能实行。君主立宪派无计可施，梦想彻底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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