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约法》生效那一天起，宣誓“谨守约法”的袁世凯便千方百计地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对人立法”，对袁世凯却无可奈何。第一届唐绍仪内阁便在袁的掣肘下很快瓦解，以后历届内阁，皆唯袁之命是从。热衷政党内阁的宋教仁，于胜利在望时，为袁派人刺杀，甚而袁还公然解散了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初，袁召集“约法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约法》，即《新约法》，五月一日公布施行，正式毁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袁大权独掌、黄袍加身铺平了道路。一九一六年，出现了所谓新旧约法之争，一九一七年，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围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斗争此伏彼起，结果总是令人失望。陈独秀在谈论约法时总结道：“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底出版集会自由，却被束缚得十分可怜”。（陈独秀：《独秀文存》第三册第85页）后来，立法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孙中山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中作了深刻的反省：“辛亥之役，汲汲于制定临时约法，以为可以奠民国之基础，而不知乃适得其反，……试元年临时约法颁布以后，反革命势力不唯不因以消灭，反得凭借之以肆其恶，终且临时约法而毁之，而大多数人民对于临时约法初未曾计其与本身利害何若，闻有毁法者不加怒，闻有护法者亦不加喜。”说明《约法》对于人民无关痛痒。失去赖以存在根基，也就无法奢望它的神奇效力了。

　　从《约法》本身的内容看，有两个致命的缺欠。其一，忽视了反帝反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革命的主要敌人，必须彻底消灭它们，然后才谈得上重建问题。然而革命者却以为赶走宣统皇帝，推翻清政府，便万事大吉，民国在即，《约法》只顾描述理想的*，人民主权、三权分立，没有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一根汗毛，给了它们喘息的机会，猖狂反扑回来，扼杀了《约法》。其二，忽视了动员人民。关于“人民”，《约法》充满了动听的词句，然而人民从中所能得到的却一无所有，特别是占“人民”极大比重的农民，没有得到赖以生存的土地，难免失望。没有人民拥护，便没有《约法》。列宁指出：“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真正承认这些权利的保证在哪里呢？在于人民意识到并且善于争取这些权利的各阶级力量”（《中山先生之乐观——东京归客述》《民国日报》19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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