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已经退潮，但还有余波；革命悄然流产了，但还没有完全失败。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潮流，这时是任何人不敢公开抗拒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保有一定实力和巨大声势，他们有条件幻想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合作，来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促进*民主，发展实业，振兴中华。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了临时总统的宝座，但毕竟不是靠武力夺得的，他还需要时间和气力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不能一下子撕掉假共和的面具。因此，他不能不表示：“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1912年3月8日《致参议院电》，《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第39页。)妥协固然主要来自资产阶级革命派，但妥协又是双方的，是一定力量对比的产物。革命力量与反动力量之间呈现暂时的平衡，任何一方都不能吃掉对方。梁启超较客观地指出：“项城兵虽厚，然欲藉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第568页。)袁世凯以北洋武力为最大*资本，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的帮助，“统一”了南北，这是他的一大胜利。但是，革命派仍能依靠革命的余威和声势，控制南方数省和临时参议院的多数，与之抗衡。

　　这时革命派与反动派，都津津乐道“南北交让之精神”，普遍庆幸“以和平收革命之功”(《欧洲学生爱国谈》，《东方杂志》1912年5月：《太炎最近文录》第78页；民元《民立报》经售的《满夷猾华始末记》第12册。)。正是这种*形势的特点，出现了辛亥革命与“二次革命”之间的一年多和平时期，出现了中国罕见的资产阶级议会*的新局面，出现了在旧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较为民主的*生活(在另文《论“二次革命”与辛亥革命》中详细论述。)。

　　直到“二次革命”前，辛亥革命在中国继续推动着民主*、民族资本和资产阶级文化教育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取得革命第一阶段初步成功之后，为巩固共和制度，追求资产阶级议会*，“涤荡数千年专制之毒”，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种种努力，应该视为革命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开始以新的形式和手段继续进行斗争。

　　显然，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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