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革命家,他对苦难大众的深切同情,对改变中国社会经济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对“社会主义”的热切向往,都是可贵的高尚的思想。
孙中山为实现他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理想,一九一三年二月间他作为前总统、“全国铁路督办”赴日访问考察。在日本,孙中山受到“国宾”规格的盛大欢迎和隆重接待。他在日本参观考察了许多工厂、铁路、学校,同日本*家、企业家会谈。他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看到中国的未来。他计划着如何学习日本,并赶超日本、欧美。就在二月二十三日即将踏上天洋号海轮回国的时候,接到宋教仁被害的电报,他那振奋的面容立即变为悲痛。宋教仁被刺的枪声,把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幻想中惊醒。
孙中山用自己的实践提供了一条深刻的教训:不能颠倒*和经济的关系,企图不问*,搞实业救国,是不可能使中国得救的。
三
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同盟会主流派与孙中山政见有所不同。宗教仁一贯主张“政党*”、“议会*”、“责任内阁”,打算根据《临时约法》规定的约法实施后十个月内选举国会,制定宪法,来争取大选胜利,组织责任内阁,箝制野心家袁世凯,把他置于虽有总统尊荣而无实际权力的地位。黄远庸说他们迷信“法律万能”,的确他们是企图靠宪法、国会、责任内阁,以和平手段同袁世凯争夺政权(黄远庸:《远生遗著》第1卷,第6页。)。
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日渐右倾”是事实,无须为之辩解。但说他们是“同盟会*”则是不正确的。以宋教仁为中心这一派,是改组后同盟会和国民党的中坚和主流,是同袁世凯假共和作斗争的主要力量。在*上,他们主张取进,而不同意孙中山的退却;在经济上,他们不积极于“社会革命”,但和孙中山同样热衷于发展实业。孙中山对他们放弃《革命方略》不满,但当时孙中山也无法按《革命方略》实行革命的军事专政,因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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