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放弃临时总统的职务，并没有放弃为巩固和建设共和国理想的斗争。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他在同盟会会员开饯别会上说：“今日中华民国成立，兄弟辞临时总统之职；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紧要的事待着手。”他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致力于“社会革命”。他认为，民国初建，“国基未固，势力衰微，是犹大病之后，不宜遽投剧剂”(孙中山：《致南洋同志函》（1912．10．9）。)。因此，孙中山让权时就对袁世凯以“小康期之”，希望政局“无大故”，使民国逐步得到巩固和进步。一九一二年八月间，孙中山去北京前致宋教仁的信，最能说明这时他的思想和主张：“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方面下手，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乃能活动。弟刻欲舍政事而专志于铁路之建筑。”(孙中山：《致宋教仁书》（残稿），《三民主义半月刊》第3卷第6期。)
孙中山从解职临时总统那天（四月一日）起，他在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珠江口岸，到处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平均地权”、铁路建设、引进外资，进行了大量的积极的活动。仅到该年年底九个月时间，孙中山在各地总共四十多次演讲、谈话中。有关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实业建设等问题不少于二十五次之多。他为“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而到处奔走呼吁，这和他在临时大总统任上没有一次谈到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呈鲜明对照。这是孙中山一生宣传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最多的时期，是他在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后，幻想致力于和平建设的时期。
从一九一二年年底，孙中山在杭州特别欢迎会上，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他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铁路国有”、“教育普及”列为民生主义的“四大纲”，比同盟会时期又有所前进。在他看来，只要实行这“四大纲”，“我中华民国之国家”，就会“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页。)。关于铁路建设，孙中山大胆地提出，在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借六十亿外债，兴建二十万里的铁路计划。民初名记者黄远庸讽刺孙中山是中国“第一个乐天派”。孙中山的确是乐观的，他说：“今日共和造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他相当乐观地预期，“凡此所云，将来必有达此期望之日”，那时国强民富，“家给人乐，中国之文明，不止与欧美并驾齐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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