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是孙中山经过以后多次失败才认识的(《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35页（下凡引此书注均略）。)。后来孙中山讲了许多“我当时极为悲观”的话，也并不完全反映当时的认识和心情。“二次革命”失败之前，孙中山和他的同志都没有感到失败的痛苦。相反，孙中山认为他的辞总统职，促成了革命成功。一个美国记者曾写下二月十五日孙中山辞职后、祭明太祖回来的谈话：“这是令一切都欢乐的一天”，“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国家建设和巩固的工作”(F．McCormick:TheFloweryRepublic（1913)p．309．)。解职后，孙中山多次谈到“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耽于和平建设共和国的幻想，不是没有一定的根据和条件。这主要是经过革命埋葬了旧王朝，建立共和制。他并不信任后继者袁世凯，但对他抱有幻想，希望化“敌手”为“朋友”，并准备用《临时约法》、国会、誓言、舆论对袁世凯加以约束。孙中山天真地认为“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袁世凯也会和他一样。

　　孙中山以及黄兴、宋教仁等革命领导者尽管不断妥协、后退，但他们都坚持共和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要继续“尽扫专制之流毒”，“断不容以十数省流血构成之民国，变为伪共和之谬制”(《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27页。)。应该看到，孙中山及其革命派在这段和平时期进行的活动和*主张，是同辛亥革命相联系的，不能把它们完全分割开来。从这点出发评价孙中山解职后到“二次革命”的主张和活动，才能深刻看到其积极意义和历史教训。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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