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又是主观社会主义者,把他的民生主义说成社会主义。他认为,,“英美诸国社会革命,或须用武力;而中国社会革命则不须用武力”。中国没有出现垄断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尖锐对立,实行“社会革命”要容易得多。孙中山主观上是,“一方面国家富强,一方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他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 “富强”、“防弊”的政策,又叫做“社会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他在上海、武汉讲演中说:“并非反对资本,只反对资本家而已”,“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他一方面表示了对社会主义和贫苦群众的真挚同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垄断资本家的恐惧和仇视。他既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又企图避免欧美那样激烈的阶级对抗和革命,而要预防大资本家的垄断。
孙中山主张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说:“改良今日社会之组织”,“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凡属生利之土地、铁路收归国有”,收益归公,“则大资本大公司尽为公有之社会事业,可免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专制矣”。在他看来,“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实行他的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就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了(见《中国国民党史稿》1929年版余篇,第1159—1180页。)。
孙中山在欧美曾对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做过一番苦心研究。辛亥革命时回国,他带回“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要“广为鼓吹”。解职临时总统后,他被社会党聘请为名誉领袖,并应社会党邀请,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工人群众最集中的上海,连续三天演讲社会主义各派学说。他高度评价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高度评价了“工人者——人类之功臣”,但他仍主张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制,认为它是社会主义“精确不磨之论”(《社会主义之派别及其方法》,《中山全书》(黄昌谷编〕第3册,第5—25页。)。孙中山不仅向社会党,而且向各行各业宣传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十分有趣的是,他正如列宁说的以“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向资本家、商会和中国最反动势力的代表者袁世凯也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当时,他还不懂得只有正确地从*改革和土地改革上,尽量发展农民群众的自动性、坚决性中才能寻找中国更新的途径。相反,孙中山放弃了革命手段和*斗争,脱离了广大劳动群众,幻想与北洋军阀合作从事经济建设,“间接使*基础臻于完固”(孙中山:《中国革命史》,《中山全集》第4册。)。这当然是无法成功的。但是,孙中山在经过革命取得共和制之后,要想从事艰巨的社会经济改革,寻找中国“复兴”的道路,实现中国近代化,却表现了他忠诚谋国的苦心。孙中山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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