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为适应议会*的需要，扩大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不是为了排斥孙中山的领导地位和他的民生主义。根本目的在于联合中间党派，造成第一大党，争取国会的多数，以实现政党*和责任内阁制。一九一二年八月成立的国民党，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妥协的产物，它包括领导人之间的互相妥协，急进派与中间派的互相妥协。由于降低政纲，改变领导体制、吸收大批官僚政客，“龙鱼杂处，真伪不分”，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实际是下降了。但是，怎样评价一九一二年成立的国民党呢？是否可以把它简单地说成“堕落的产物”呢？

　　原来的革命党变成庞杂的议会政党，的确是一个大倒退，但这种倒退早已经开始了。从当时适应议会斗争的形势，为组成责任内阁，建立第一大党，同袁世凯争夺权力来说，又是一个前进，有它的进步性。列宁在《中国各党派的斗争》一文明确指出：“在中国国会的两院中，孙逸仙的拥护者国民党，……是民主派政党”(《中国各党派的斗争》，《列宁文稿》第2卷，第129—131页。)。列宁的评价是正确的。第一，无论国民党多么复杂，它是以孙中山、宋教仁等民主派为核心、为主干的；第二，无论国民党的主张多么温和，但它坚持民主*，要把中国引向宪政的轨道；第三，无论国民党对袁世凯代表的旧势力多么妥协，但它是抵制袁世凯独裁专制的唯一大党，而且准备通过大选把实际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孙中山在辞职临时总统后，曾“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根本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陈其美：《致黄兴书》。)。孙袁北京会谈时，他也明确表示不参加竞选正式大总统，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但是，国民党成立、孙袁会谈后，孙中山对组织大政党和建立责任内阁有了明朗的态度。他在上海一次讲演中指出：健全的政党是民国的基础，“必赖党争，始有进步”；“本党今既得占优势地位，第一应研究者，即有政党内阁问题。……本党将来担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他之在野党，则处于监督地位。”(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讲话》；柏文蔚：《五十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关于责任内阁制，他说：“政府之组织，有总统制度，有内阁制度之分。……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孙中山：《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讲演》。)。从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来说，两党*、责任内阁等并不是他的一贯主张，但在国民党与袁世凯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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