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协会章程》呈文提出：“建议于政府批准施行，期使全国农民得悉在一个主义、一个组织之下而奋斗，则本党农民政策之实施，可以于此筑基础矣”。《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宣布“本政府唯有根据主义作切实之辅助，及诚恳之指导，使我全国农民从痛苦压迫之中，达于自治自立之地位，以完成三民主义之工作”，“农民自卫军当受政府之绝对的监督。”（注：《政府对农民运动宣言》，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15日。）孙镜亚在《告农民中的同志》同样也提出：“就全国说农民的唯一敌人，是驱兵为匪、收匪为兵的直系武人，却不是地主。就广东说，农民的唯一敌人，是背叛本党投降北庭的陈炯明，也不是地主”，“要是误认了地主为敌人，转把真正的敌人放松，那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徒足增长社会的纷纭，而无补于革命了”。他强调，广州农民中的同志，应该首先努力打倒陈炯明，再进而提挈全国的农民努力打倒直系武人，然后本党的政策可以实施。（注：镜亚：《告农民中的同志》，载《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7月29-30日。）
这种言论说出了国民党决策层的真实想法。孙中山、国民党自视为全民利益的代表者，党和政府包容社会各阶层，国民并不是仅指工人、农民，更不会接纳一部分，排斥另一部分，而是要在政府控制下，共同服务于国民革命这一目标。
孙中山在一次演说中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表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其办法却并非没收地主的土地来分配。孙中山采取的是一种不致引起阶级对抗的调和手法，调和方法执行的主体是政府，由政府居中调和。他反对用暴力手段解决土地问题，而是主张用和平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孙中山认为：“中国的人民本来是分作士农工商四种。这四种人中，除农民以外，都是小地主。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就仿效俄国的急进办法，把所有的田地，马上拿来充公，分给农民，那些小地主一定是起来反抗的。就是我们革命一时成功，将来那些小地主还免不了再来革命。”（注：《孙中山全集》第10卷，中华书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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