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恶化了。从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这十年是辛亥革命从酝酿走向高潮的年代，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深的年代。在这十年当中中国连续遭到四次打击，而每一次打击都是十分沉重的：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军队惨败，清朝政府同日本政府订立了割让台湾和赔款二万万两的《马关条约》；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出现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时瓜分中国的叫嚷甚嚣尘上；1899—1900年，义和团奋起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最后在八国联军和清朝政府的联合进攻下遭到失败，腐败的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4—1905年，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控制中国的东北三省，竟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了一场恶战，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一切，怎能不使每一个爱国者感到极大的愤怒？怎能不激起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而进行顽强的抗争？1901年邹容愤笔书写了他人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有感》一诗：“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原诗载《清议报》第81册）1904年宋教仁写的一首长歌中有这样几句：“嗟神州之久沦兮，尽荆天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宋教仁集》下册，第500页）这一类诗句确实表达了中国人民在亡国阴影笼罩下的心情。

　　“救亡”，成为一切爱国者发自肺腑的呼声。怎样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成为影响、制约和规定着中国局势的核心问题，成为支配中国社会生活的根本矛盾。离开这一点，对中国当时发生的事情就无法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当广大的爱国者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已经比西方落后了几百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尽管随着外国侵略势力的深入，正悄悄地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但环顾中国的辽阔国土，旧的社会结构、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仍然占着支配的地位。内地的许多省份，状况同几百年前似乎没有多大区别。生产主要还是靠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农和家庭手工业的集合体进行着。经济和文化落后。地主豪绅控制着一切权力。腐朽的清朝政府，不但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相反，却投降帝国主义，依靠列强来统治中国人民。到处是专横、腐败和愚昧落后。到处充满着令人窒息的黑暗的旧势力。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历史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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