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客观局势的紧迫性决定着必须有一种力量站出来扮演改变现状的主要角色，即使它的条件远没有成熟，也只得如此。于是，呱呱落地不久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先天不足，却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时代的前列，充当了先锋队的角色。

　　这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大体上是在甲午战后才形成的。

　　此前，虽然也有过一些到国外留学、接受了近代教育的留学生，也有过一些在国内受到一些西方近代文化影响的士大夫，但他们不仅人数太少，而且往往被淹没在强大旧势力的包围中，逐渐变得无声无息。即使出来呐喊几声，在社会上所能引起的反映也十分有限。

　　甲午战后，情况起了变化。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强烈刺激，随着国内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需要，进入20世纪后，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个是出国留学生的大量增加，一个是国内新式学堂的陆续兴办。通过这些途径培养出来的，是不同于旧式士大夫的近代知识分子。到辛亥革命前夜，全国已有两万上下的留学生和两百万左右的新式学堂的学生。（陈翊林：《最近三十年教育史》第167页）

　　在他们身上，有几个突出的优点：第一，对世界大势和中国所处的地位有比较多的了解，对中华民族面临的深重民族危机有比较敏锐的感受，从而怀着强烈的救国热情。第二，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教育，对西方的社会*学说有一定的了解，他们面前有了一种憧憬和追求新的奋斗目标：建设一个近代化的工业社会和民主共和的*制度。那是旧式士大夫从来没有梦想过的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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