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社会方案。第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文化观念,在中国士大夫中有着深刻的影响。由于中国社会的迅速破产,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家庭正在败落,自身也感到前途茫茫,从而使他们有一种急于改变现状、要求反抗的强烈的愤懑情绪。华盛顿、拿破仑、马志尼、加里波的等人的榜样,又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所有这些,导致他们怀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且充满着自信。
正是这些人成为辛亥革命前后站在斗争前列的最先觉悟者。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重要活动分子,绝大多数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便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他们在周围几乎一片黑暗的环境中,勇敢地高举起民族民主革命的火炬。他们在海内外创办了许多刊物,后来又出版报纸,并在群众中进行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大声呐喊,呼吁人们奋起推翻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在中国建立起民主共和的制度。他们断言,只要这个目标能够实现,中国就将踏上一条光明的坦途。这在几乎处于绝望状态的中国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的火苗。
但他们本身的社会基础是十分薄弱的。“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究竟要依靠什么力量才能实现他们的主张?下层的劳动群众似乎还沉睡着,或者只能做一些无望的分散的反抗,那时仍远远处在他们的视野以外。海外的爱国华侨可以给他们一些资助,但很少能回国直接参加革命活动。祖国的危急,驱使他们急于在中国社会中寻找出一些现成的有组织的力量,作为实现他们目标的手段。他们最初依靠的力量是会党,后来又到新军中去工作。会党也好,新军也好,都有自己的弱点。由于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它的消极方面表现的更为突出。但他们在当时是能够对旧的社会秩序起冲击作用的重要力量。这些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一次又一次地失败,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
腐朽卖国的清朝政府实在太不得人心了。亡国灭种的威胁和冷酷的生活现实,激怒了一向看起来那样温顺的人群。人们在经历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系列惨痛事实的教训后,终于对这个政权失去最后一点信任,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到处都是愤怒和诅咒。变革的要求弥漫举国上下。清朝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变得对谁都不敢信任了,一概采取排斥的态度。结果,连许多汉族旧官僚和立宪派人对它也离心离德,使它日益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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