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一片混乱中。下层的工农劳动群众，本来就远处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以游民为主体的会党，革命前起过一些有力的冲击作用，革命后以功臣自居，它的消极面不仅充分暴露出来，而且大大发展了。即便在南方各省，也使掌了权的革命党人感到极大的困扰和难以处理。结果，连广东、江西、湖南、安徽这些革命党人力量比较强大的省份，也先后出现残酷镇压会党的事件。至于对在革命高潮时出来拥护共和的原立宪派人和表示赞成推翻清朝政府的旧官僚，革命党人更缺乏正确的良策，无法做到既批评并限制他们的消极方面，又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团结他们联合斗争。倒是袁世凯很快就把这些势力成功地拉到他那一边。部分革命党人如章太炎等，甚至主张“无故无新，唯善是与。”（章炳麟：《致袁项城商榷官制电二》，《太炎最近文录》第72页）公然主张同旧官僚和原立宪派人合流。这样，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的席位后，革命党人在同袁派和以原立宪派人为主体的拥袁派之间，环绕着究竟维护贯彻《临时约法》，在中国建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还是任凭袁世凯违反破坏《临时约法》，建立起他的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就不能不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至于有共同革命理想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就是在辛亥革命进程中也不曾真正建立起来。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在各省独立过程中受到巨大牺牲，在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也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共同目标，有的由于掌握了巨大的权力，甚至演变成新的地方军阀。南方军队的大量扩编，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数量急遽扩大带来的却是战斗力的迅速下降。南北统一后，许多革命党人醉心于在合法条件下从事法律范围内的斗争，自动裁撤军队，缺乏应付突然事变到来的必要准备。宋教仁案发生后，革命党人在南方可以依靠的力量，只有南京第八师等很少几支部队，而且内部矛盾重重，自然远不是袁世凯统率下的饷足械精的北洋军的对手。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比起幼稚的革命党人来，有着丰富得多的*经验。辛亥革命的猛烈冲击，曾一度把原有的以清朝政府为中心的旧统治秩序完全打乱了。南北统一后，袁世凯惊魂稍定，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把散处各地的各种旧势力再度集结起来，重新调整内部关系，并在*上、军事上、财政上、外交上做种种准备，才能回过头来向革命党人算帐。在没有准备好以前，他表面上不动声色，似乎什么都可以做：不惜信誓旦旦地一再表示效忠共和；热烈欢迎孙文、黄兴北上共商国是；对革命党人所极力主张的政党内阁，南方一些省份的措施，暂时采取开一眼、闭一眼的容忍态度。这些假象，曾在许多革命党人中引起幻想。可是，一旦袁世凯觉得自己准备好了，他就立刻变了脸，用最凶残的手段向革命党人和他们控制的南方一些省份开刀。当革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