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活动中，革命派特别注意利用人们最熟悉和最有亲切感的乡土历史素材。大至于一省，小至于一县，各种以地区命名的报刊如雨后春笋。人们缅怀本乡本土的光荣历史，豪杰贤哲以及先民在*、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贡献，以一往情深的笔触描绘与赞颂故乡的山川形胜，目的都是为了把爱乡与爱国联系起来，从而振奋民气和陶铸新的国魂。譬如1904年初夏在浙江金华出版的《萃新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从地球源起谈到亚洲，谈到中国和浙江，再谈到浙东和浙西。结论是：“我民族缺点之所在，则不在于无爱乡思想，而在于无爱国思想；不在于无族民资格，而在于无国民资格。救时之君子宜如何祛其爱恋故乡之心，而灌以牺牲祖国之志，使人人具爱国思想乎？宜如何由家族制度而铸为人格结为法团，成一完全统一永世无极之公同体，使人人具国民资格乎？”当年的人们把爱乡看作是爱国的基础和起点，把爱乡心看作爱国心的源泉，这不能不说是颇有见地。

　　但是，这些爱国志士决不故步自封和讳疾忌医，他们对故乡和祖国爱之深而责之切，因而勇于揭露乡梓之地的腐败落后以谋去故求新，他们最为痛恨的是臣服于中外反动势力暴虐统治的奴隶心理和奴隶状态，他们愤懑地抨击：“且也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又有禁，倡公理则目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感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之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晦、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故卒举一国之人而无一不为奴隶，即举国之人而无一可为国民。”(《说国民》、《国民报》第2期。)他们认为，为了改变这种愚昧落后的状况，必须以祖国为“国民之田”，以如同孟德斯鸠、伏尔太、卢梭那样的有识之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学说为“国民之种子”，著书立说，一倡百和，辛勤耕耘，才能收获丰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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