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在继续鼓吹民生主义的同时，曾经片面地认为只有振兴实业才是“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并且宣言“十年不预*”，愿以在野之身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他除主张设立铁路公司以外，还兼任中华银行总董、铁路协会名誉会长以至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但曾几何时，袁世凯刺杀宋教仁的枪声惊醒了“实业救国”的美梦。经过其后讨袁、护国、护法诸役相继失败的教训，使他深深感到：对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来说，思想战线在任何时候都和*、经济战线一样重要，丝毫也不能忽视精神的作用。因此，他在1917年至1919年期间写成的《建国方略》一书，便把“心理建设”放在第一位，而把物质建设、社会建设（民权初步）放在第二位和第三位。孙中山说：“夫心也者，万事之本源也。”这当然是颠倒了意识与存在的关系，过份强调了精神的决定作用。但是他渴望振奋全党革命精神，挽救名实已不相符的民国，并且进而建设适应世界潮流的新的精神文明，这种恳挚的心情则是应该给以尊重和理解的。

　　辛亥革命时期那一辈革命者，始终未能完成在中国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艰巨任务，未能实现“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的良愿宏谟，多少仁人志士为此而遗终天之恨。但是，他们那种真诚的不惜为革命而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他们努力从事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留下了许多经验教训可以供我们吸取，他们讴歌国魂的恳挚声音，将世世代代回响在海内外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间。而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富强祖国，则是我们对于所有那些为祖国解放与社会进步而奋斗终身的革命先辈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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