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持清政府的作法，转而支持维新派，大张旗鼓地传播西方文明，揭露帝国主义侵华，同时又猛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守旧仇新，鼓吹仿效泰西，支持变法维新，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还大力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这对当年思想文化还十分闭塞的湖北社会来讲，其传播之广，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撇开进行文化渗进的一面，它在畅言西学、警醒国民、鼓吹变革、救时济世等方面，确实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然而，《汉报》的创办，无论是办报人的主观愿望抑或文章的*倾向都纯然出于维护、扩张日本在华权益，诱使中国倒向日本，扶植亲日派势力的目的，因而具有“文力征伐”的一面。桑兵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是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动力。没有教育、通讯、交通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发展，经济增长不能直接作用于*变革。他在以《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革》为题的发言中反复申论，“清末民初，中国的大众传媒业迅速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化态势，作为经济与*的中介环节，这不仅促成政体形式由帝制向共和剧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藤谷浩悦（东京女学馆短期大学）关于《清末湖南教育改革与绅士层》的发言对于思想近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进行了探讨。他以湖南省为例，说明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是异常尖锐、激烈的．他认为，湖南绅士在省内“拥有连官吏都不敢漠视的强大势力”，“权威和权力存在于因科举及第而生的‘名望’和伴随着‘名望’而来的利权以及麕集在利权四周的人际关系上。”由于中日甲午战争的亡国危机和实学的需要，湖南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但因教育改革而引进‘西学’，必然削弱清朝正统的意识形态，引起绅士群起反对。而且，由于学堂大多集中在都市，重点放在中等和高等教育上，都市乡村之间和绅士民众之间的鸿沟越发加深，加上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又实行了增税，益使社会动荡不安，故湖南的阶级之间斗争和新旧两种力量的斗争较之他省为尤烈。
2）讨论内容丰富，涉及面广。
会议主题虽然只有一个，但与此相关联的问题却提出了不少，其中牵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朝关系、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关系、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等。
在讨论有关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时，李廷江（亚细亚大学）作了题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日本顾问》的发言，饭岛涉（东京大学大学院）作了题为《论1903年的中日改订通商条约（马凯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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