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这是一个任何从事历史活动的*派别不能不认真对待的特殊而严峻的社会环境。

　　有记载说，武昌起义前夕，武汉的革命党人曾开会研究在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应不应该立即举行武装起义？会上有“缓期”与“急进”两种主张，最后后一种主张被接受，其中很重要一条理由就是“近数年来，灾异迭见，民不聊生”，“天时”对革命显然有利(佚名：《戈承元革命历史》，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第199页。)。这说明了严重灾荒的存在，对革命党人的战略决策产生了何等重大的影响。

　　但是，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多少有点令人感到奇怪的现象：在各省“独立”或曰“光复”的过程中，几乎很少看到灾民、饥民直接参加运动的历史记录。其实，这并不难理解。这是同辛亥革命的下述特点相联系的：除了极少数地区以外，绝大多数省份，新旧政权的交替更迭并没有经过较长时期的两军对垒的武装冲突。也就是说，还没有来得及等到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灾民、饥民涌入革命队伍，旧政权就已经纷纷垮台，辛亥革命表面上成功了。

　　但这决不是意味着辛亥革命的迅速发展，同灾荒没有重大的关系。只要看一看武昌起义后封建统治者的一些议论，就可以清楚，革命所以能在如此短的时期里像燎原烈火燃遍全国，灾荒的普遍存在是一个十分强有力的因素。武昌起义六天之后，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在一个奏疏中说：“窃自川乱未平，鄂难继作，将士携贰，官吏逃亡，鹤唳风声，警闻四播，……而民之讹言，日甚一日，或谓某处兵变，或谓某处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枭盗本多，加之本年水灾，横连数省，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这个奏折实际上是由张謇起草的，见《辛亥革命》（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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