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3月初，孙中山连续在几个有关赈济安徽、江苏灾荒的文件上作了批示。当时，安徽都督孙毓筠报告说：安徽灾情严重，要求临时政府拨款以救燃眉之急；财政总长陈锦涛也具呈称该省“灾情万急，如十日内无大宗赈款，恐灾民坐毙日以千数”。江北都督蒋雁行则连续急电，疾呼“现在清淮一带，饥民麇集，饿尸载道”，“当此野无青草之时，实有朝不保夕之势；覩死亡之枕藉，诚疾首而痛心”，并称：“半月内无大宗赈款来浦接济，则饥民死者将过半”。孙中山一面令财政部在经费万分拮据的情况下“即行拨款救济”，一方面同意向四国银行团借款160万两，用于赈救皖灾，要求参议院“尅日复议，以便施行”，并强调“事关民命，幸勿迟误”。孙中山此举与袁世凯的态度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已经确定由袁世凯接任总统、孙中山即将下野的时候，皖督也给袁世凯发了一份要求赈灾的电报，袁接电后，给孙中山回电：“此时外款尚未借定，京库支绌万分。当俟筹定，再行电闻。如遵处暂能设法，尚希卓裁办理”(《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328页。)。充分反映了这个老奸巨滑的官僚对于人民疾苦令人愤慨的冷漠。
在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三天，孙中山专门发布了《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赈令》，指出：“矧当连年水旱之余，益切满目疮痍之感。……本总统每一念及我同胞流离颠沛之惨象，未偿不为之疾首痛心寝食俱废也。兹者大局已定，抚慰宜先。为此电令贵都督等，从速设法劝办赈捐，仍一面酌筹的款，先放急赈，以济灾黎而谋善后”(《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89页。)。这个命令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人民疾苦息息相关的高尚情操。
在临时政府时期，南京还出现过一个名为“救灾义勇军”的组织。这个组织以孙中山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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