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在其他问题上不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失误一样，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灾荒问题上，也并非一切处置都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的最大一个失误，是似乎已经忘记了革命前对清政府把无衣无食的饥民“目之为乱民，为匪徒”的抨击，有些地方对灾民采取了戒备和防范的态度，有时竟视之为建立正常秩序的一种障碍。武昌起义后，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名义发布的一个《通告城镇乡自治会职员电》中说：“唯念东南各省，叠遭水旱之灾。吾同胞流离颠沛，犹未能自复其生机。若义旗一举，则饥寒无告之民，必有乘机窃发，一施其抢劫之技者。而本军政府当军事旁午之际，势不能并谋兼顾，为吾乡僻同胞尽完全保护之责”。因此，他们要求“各城镇乡自治团体，速筹自保之计，赶办团练，守卫乡里”(《辛亥革命》（五），第140页。)类似的文告在其他省份也有出现。很显然，其矛头所向，是针对“流离颠沛”的“饥寒无告之民”的。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无怪乎有些地方会发生由革命党人掌握的新政权的武装去镇压饥民“闹事”的事件了。如江苏无锡，军政分府都督秦毓鎏曾两次派军队镇压“民变”。一次是由于常熟王庄的富室须氏，不顾“岁歉”，硬要逼租，佃农们在孙二的率领下，“聚燬其家”，并“竖旗”起事；另一次是本县新安乡的“巨室张氏”，平时收租就很苛刻，“民怨已久”；恰逢这一年“岁已歉，张氏犹不肯少贷，索益急”，甚至把还不起租的佃户“锢诸室，鞭诸”，引起群众激愤，数百人不期而集，“哄闹张氏家”，将其室付之一炬。秦毓鎏派出军队，在前一事件中抓走20余人，后一事件中竟枪杀37名群众（包括一名妇女），终于引起了人们的“诟厉”与不满。出现这一类*性的错误，不能不说是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只是同情群众，却并不懂得组织群众与依靠群众的根本弱点有着本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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