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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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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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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页。)次日，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也上奏说：“今年各省大水，饥民遍地，在在堪虞。革党踞长江之上游，讬救民之义举，设使闻风响应，大局立有溃烂之忧”(《辛亥革命》（五），第418页。)。又过了三天，御史陈善同奏称：“本年雨水为灾，共十余省，而以湘鄂苏皖浙为最甚。各该处流亡遍野，抢掠时闻。……（革党）势必裹胁饥民，号召群凶，横决四出，为患方长。现虽被灾各处亦多妥筹赈恤，而涓滴之泉，沾润无几，乱源所伏，不可不先事防维”(《辛亥革命》（五），第438页。)。武昌起义半个月后，翰林院侍讲程械林在奏折中说：“重以天灾流行，处处饥馑，此即无所煽诱，固将群起为盗。况革党又为之倡乎！不速作转计，鹿铤鱼烂，即在目前”(《辛亥革命》（五），第461页。)。这些奏疏，合乎实际地反映了普遍的灾荒怎样为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甚至，灾荒还影响到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运动的态度。武昌起义后第六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电报中，表示了对清朝政府的失望，认为“满清王朝所面临的前景是黯淡的。它在本国人民中间，很不得人心”。为了加强论据，他特别强调了当年及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大水灾：“谷物歉收威胁到大半个帝国，扬子江流域到处充满了无家可归和嗷嗷待哺的人群”(《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7页。)。稍后，日本驻华盛顿代办在致美国国务卿的一个照会中，认为“清廷之无能，已无可讳言”，很难“恢复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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