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开始，就不断策动武装起义；但直至他流亡欧美，直接接触法国、美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以后，才更为完备地把民主革命的目标与武装斗争的手段紧密结合起来。

　　其次是一部分革命党人曾主张学习法国大革命，实行“中央革命”或“首都革命”。

　　早在1903年，张继在《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中，即已从起义地点的角度比较过“中央革命”与“地方革命”的难易利弊。他赞成“中央革命”，并且对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华南边地起义方略有所批评。他说：“观诸实际，欧洲之革命，由地方而起者，惟英伦三岛而已，全大陆诸国，则革命之主动力莫不在京城。悲夫悲夫！奄奄待死之中国，数年以来，革命之声日盛一日，孙文之党，唐、林诸烈士，屡兴革命军于南方，前仆后起，流血淋漓，非不伟也，非不壮也，然吾颇疑其举近于地方革命。西人行之，尚有难色者，以程度低下之中国而遽为之，奚有不扦格也。吾望中央革命军之起，久矣。”(1903年6月6日《苏报》。)

　　以后，汪精卫到北京谋刺摄政主，出狱后又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而另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在天津成立北方革命协会，或多或少也体现出“中央革命”策略的影响，至少是谋求在首都进行暗杀或起义以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北伐。

　　当然，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中央革命”的策略，但是由于北京完全被清朝政府控制，当地缺乏足够的新兴社会力量作为革命党活动的凭借，因此很难照搬法国的革命经验。中国革命党人把活动的重点与基地放在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群具有一定的实力。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进展，说明这种近于“地方革命”的策略部署基本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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