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以学生作为革命的原动力。(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往往把法国1789、1830、1848年诸次革命混为一谈。)

　　张继在上述文章中又曾强调：“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共认者也。巴黎之学生、维纳之学生、伯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世界革命之大风潮，该等学生之造出者也。十八、九两世纪之历史，该等学生之活剧台也。”尽管革命党人在“中央革命”还是“地方革命”方略问题上意见分歧，但以学生为革命原动力却很快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杨笃生在《新湖南》一书中所说的“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青年军演新舞台之霹雳手”云云，也主要是指具有新思想的学生。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期侧重于联络旧式会党，而且不大注意宣传教育，所以旋起旋灭，影响甚微。1903年以后，他逐渐转向倚重学生，特别是接受新思想最快最多的留学生。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就是以留学生为主体建成的，随即又通过他们在国内外各地建立了分会。这些青年学生，不仅充满革命*，而且兼具组织与宣传两方面的才能，使同盟会的群众基础与思想基础都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正如孙中山以后所回忆的那样：“及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义，而传布中华民国的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革命原起》，《孙中山选集》上卷，第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