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是何等显著，但这不等于说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们对于法国大革命都持赞成态度。

　　1905年夏天，正好是同盟会成立前后，康有为经由德国到法国游历，并于1907年出版《法兰西游记》、《法国大革命记》。他仍然肆意渲染法国大革命的酷烈恐怖，并且从根本上否定此次革命：“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合数十百万革命者之流血，以成就罗伯卑尔（罗伯斯比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民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何为哉？”

　　当时，梁启超未曾到过欧洲，更未曾亲履法国国土，只是在1903年在北美作过大半年考察，但他也在《新大陆游记》中尽量贬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他以加拿大与中南美诸国相比较，认为加拿大虽为大不列颠帝国的附庸，但其国民所享受的自由、幸福，则远远多于那些中南美洲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由此他得出完全否定革命的结论：“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而为暴民专制，……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为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以后，他所主持的《新民丛报》与同盟会的《民报》激烈论战，继续坚持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共和，卢梭的自由民权学说不适合中国民情，革命只能引起大乱并导致亡国。

　　但是，康、梁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立宪派声嘶力竭的驳论，终于未能阻止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继续扩大，未能阻止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这就是梁启超们无可奈何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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