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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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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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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变化仍值得注意。如文科的经学课时已经少于分科之前，程度也相应地有所下降。实科的经学课时虽未变化，但却取消了五年级的读经。
再次，专门学堂不设读经课程。较之分科教育，专业化潮流对儒学的冲击在大量出现的专门学堂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专门学堂中不设专门的读经课程，甚至在清末最后几年发展迅速的法政学堂也同样如此，虽然这种学堂的宗旨是为朝廷培养专门的*、法律人才。此类学堂的儒学教育，大都由人伦道德一科来承担，一般每周为1-2个课时，仅约占总课时的3%-5%。
总之，虽然统治阶级这时仍然强调尊孔崇儒，坚持中体西用，但在实践中，则是对“用”日益重视，其内容也逐渐丰富，从实用技术到兼顾学理，由西艺发展到西政，甚至出现了以“用”压“体”的趋势。理学家的明体卫道之作和汉学家的解经注经，多被官方指责为空谈性命、空疏无用。在学校中，与“体”相关的课程不断被压缩，而讲授西学的课程则有大幅度的增加。官方正统儒学显现给世人的，主要是日益僵化且与专制王朝命运紧密相关的、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与社会的发展愈发脱节。
教育、考试体制的变革，对于人们知识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很强的导向作用。被人轻视的出洋留学，成为了名利兼收之举。“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侥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夫航洋可学、可贵、可富、可名誉”[1]（《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P386）。况且“自东国游学途辟，东学之输入我国者不少，新书新报年出无穷，几于目不暇给，支那人脑界于是不能复闭矣”[21](P739)。反之，那些固守旧学之辈，则明显地感到了生存的压力。“自国家变法以来，校士皆以策论考试，所最重者外洋之法，凡能外国语言文字者，即命为学堂教习，束脩极厚，故当时人士俱舍孔孟之学而学西人之学，以求速效。问有讲求孔孟之道，谨守弗失，不肯效俗趋时者，竟呼之为‘顽固党’，非但屏逐之，而且禁锢之”[21](P126)。他们自怜自怨，徒唤奈何。“时运之使然，无可如何者也”，“天意茫茫，令人难测”[21](P140、147)。虽然清廷对经学在课程设置中的比重有具体的规定，但事情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并不以清廷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在教育实践中，突破清廷有关章程的规定，致使在学堂教育中经书废读，在当时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对此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证明。不仅如此，时人已直接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了规定读经的章程本身。比如，张謇不仅撰文批评小学读经不切实际，而且在《呈学部文》中，对规定小学读经的章程公开提出批评[22]（《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呈学部文》，P22,86-87）。还有人则是借日人之口批评小学读经：“至经籍繁多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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