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
 |
时间：2007-3-9 17:44:29 来源：不详
|
|
|
，也将“无自然科学以为之基础”列为首位[18]（《中国伦理学史》，P107）。马君武是把逻辑学视为“科学之科学”，是“求真理之第一要法”、“实一切学术之根源也”[12]（《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P180）。王国维是以“无系统”来批评传统史学“不可谓之科学”，他并且认为可以此衡量所有学术[28]（《东洋史要序》，P381）。吴稚晖则指出：“科学之名词，不专属于物质，其表则名质数力，其里则仁义道德。凡悬想者为哲理，而证实者乃科学。道德仁义，不合乎名数质力者为悬想；以名数质力理董之者，是为科学。”[11]（燃（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P476）
这时，人们不仅从一般意义上推崇科学的价值，而且在学术研究中有意识地学习、借鉴西方学术的理论方法。即如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的人也认识到：“凡国学微言奥义，均可借皙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5]（《拟设国粹学堂启》，P631）有人更进而断言：“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28]（《〈国学丛刊〉序》，P367），“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故今日所最亟者，在授世界最进步之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方法。”[29](P71,73)
思想的解放，治学方法的更新，使人们得以不囿于旧说，取得了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建树。如：文艺学方面，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伦理学方面，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刘师培的《伦理学教科书》；史学方面，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夏曾佑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以及章太炎、刘师培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等等，大多成为具有标志性的著述。它们突破了维新时期康有为等将中西学术作简单比附的局限，恰如时人所言：“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科臼障碍”，“以新理研旧学，精矣”（注：前句为孙宝瑄自诩，后者是他对友人章太炎的赞誉。《忘山庐日记》上，第529、566页。）。可以说是开了一代新风。再从文化部门分类的变化来看，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在这时出现进一步改变，如经学衰落、诸子学兴起；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建立、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使传统的史学、语言学领域发生深刻变化。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发展，如哲学、法学、*学、社会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体系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可以明显看出，这一时期，传统学术已经在向近代转型。下面以史学和白话文运动为例，略作具体说明。
在辛亥革命时期，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陈黻宸、马叙伦等一批*观点不尽一致的学者，却对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倾向颇为相同的看法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