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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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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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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旧史学的批判。梁启超抨击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他进而指出：“四弊”存而“二病”生：“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由于有了“四弊”、“二病”，以致皇皇二十四史竟成了“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30](P3-4)。章太炎则把传统史学的弊病归纳为五点：“尚文辞而忽事实”、“因疏陋而疑伪造”、“详远古而略近代”、“审边塞而遗内治”、“重文学而轻政事”[31](P102-103)。刘师培也指出：“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32](P275)。
其二，对新史学的构想。就历史观而言，梁启超主张以进化论为指导，使历史学能够“叙述人群进化的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就史学范围而言，他们主张打破以帝王将相为主体的旧史学的格局，努力提高“民史”的地位，大大拓展史学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陈黻宸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并且对外国史学“于民事独详”表示了肯定[9]（《独史》，P574,562）。当时，无论是马叙伦提出的“史学大同”说，还是陈黻宸在《独史》一文中为新史学所拟订的纲目，都明显反映出欲突破旧史学体系束缚的意图。而梁启超、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构想，就更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视野之广阔，远非传统史家所能比拟。此外，在研究中有意识地借鉴西例、西法，以弥补传统史学的局限，这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如刘师培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凡例》中所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在历数了中国旧史的弱点之后，他明确表示：“今所编各课其用意则与旧史稍殊”。
应该承认，这批学人对旧史学的批判和对新史学的构想与实践，虽然还有许多不甚周密的地方，但是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学近代化，还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标志着史学的近代转型。
关于白话文，这个问题在戊戌维新时期就已被注意，但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比较有限。到1900年以前，完全用白话文的报刊仅有六七种而已。到辛亥革命时期，对中国文字繁难、言文相分的批评则日益增多，提倡白话文的呼声逐渐高涨。有人提出：中国“欲文化之普及”、“百业之兴起”，就必须将文字分为“应用”和“美术”两类，前者“代记忆、代语言”，为人人所当习，故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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