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
 |
时间：2007-3-9 17:44:29 来源：不详
|
|
|
不求高深，且可杂以俚语、讹字。而以“典雅高古为贵”的“美术之文字”，则被说成是专门之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犹习工业者不必兼农事，习理化者不必兼政法也。”[11]（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P11）张謇这期间自办教育时贯彻的就是这一思路[22]（《通海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论国文示师范诸生》，P74-76）。刘师培一方面撰写《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批评了无政府主义者废汉字之说，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字流弊论》一文中，他也总结出中国文字的五大弊端，承认“言语与文字合则识字者多；言语与文字离则识字者少”。对此，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用俗语”、“造新字”，特别是“宜仿《杭州白话报》之例，词取达意而止，使文体平易近人，智愚悉解”[33](P245)。当时，刘师培、宋教仁、孙宝瑄、宋恕等人，都不约而同地力图参酌中西，对传统的文字学加以改造，可见这个问题已在更大的范围内为人所关注。从实践上和社会影响上看，这一时期白话文报刊也大量增加。1901-1911年，白话文报刊不下一百二三十种，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进入民国后，白话报刊仍然存在。此外，清末的白话小说、白话教科书的传播也不容忽视。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那么，仅靠五四时期一份刊物、几个人的提倡，白话文运动是很难立即得到普遍响应的。
对白话文的提倡，其意义决不仅限于语言文字的近代化和新文学的产生、发展，它还关系到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保存国粹主义，为今日一大问题。国粹者何？即本国之文字是也。”[34](P938)有这种看法的人在当时不在少数。另一方面，也有人真切地感到：“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而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33](P245-246)可以说，白话文的普及，实为构建新文化、新学科所必需。关于这一点，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看得更清楚了。1920年，陈独秀在一次题为《我们为甚么要做白话文》的讲演中，不仅强调白话文具有的与文言文不同的“时代精神的价值”，非用白话文“不能达高深学理”（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而且特别指出：“白话文与古文的区别，不是名词易解难解的关系，乃是名词及其他一切词‘现代的’、‘非现代的关系’”[35](P497)。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在中国文化史上，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阶段，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从事*、军事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