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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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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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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体说明。
“东亚风潮勤鼓吹，青年有责振神州”[8](P106)——这时，许多诗人已不再热衷表现小圈子里的低吟浅唱，而是要触摸激越跳动的时代脉搏；他们不再满足于抒发阴晴圆缺、离愁别绪的个人伤感，而是要道出国家、民族的血泪故事。从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到罗仲霍的“忍见铜驼卧荆棘，神州遍地劫灰飞”，从高旭的《爱祖国歌》，到马君武的《从军行》，那成千上万首荡气回肠的诗篇，无不表达了作者共同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忧虑，对河山破碎的悲愤，和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
“道故事以写今忧，借旁人而呼肤痛”[4]（佩忍（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P962）——昔日被统治者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剧，这时也成为革命者唤起民众、救国救民的利器。据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到1912年，在革命报刊上发表的杂剧、传奇、京剧和其他地方戏等各类戏曲剧本，不下六七十种。其中，既有本国历史题材，也有外国历史题材，还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它们大都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专制统治、鼓吹自由平等为主旨，饱含着炽热的情感，慷慨激昂，动人心弦。
直抒胸臆的诗歌、戏剧如此，就是那些传统学问的研究者也不再是不问世事、心如枯井。“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也，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一编”[6]（黄节：《〈国粹学报〉叙》，P43,45）——黄节道出的正是国粹派兴学以救国的初衷。至于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也正是在这时以对旧史学的猛烈批判揭开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篇章。
西方社会科学学说传播的进展，在20世纪初尤为显著。其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这是当时学界的新风，进步学人的心之所好。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使是对现实*愤怒、哀伤、绝望到极点的时候，国人也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看看这一时期创办的刊物和发表的文章，《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新世纪》、《新广东》、《新湖南》、《新民丛报》、《中国新报》、《中国新女界杂志》、《新世界学报》、《二十世纪之中国》，等等，仅从标题观之，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时人对于中华崛起于新世纪的企盼。“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复，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1]（《二十世纪之中国》，P71）“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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