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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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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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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和革命派的情况强调两点：
第一，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有所谓“古学复兴”之说，但并非无批判地肯定。比如，他们也反对儒学独尊，提倡思想自由。不是把孔子及儒学作为圣人和圣经来崇拜，而是作为历史人物和文献典籍来研究分析，也就是说，要把儒学从独尊的统治的地位降为普通的学术流派。
第二，针对欧化主义者对本民族优秀传统重视不够的弱点，这两派有意识地用发扬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试图从传统中汲取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同时对西学输入所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批评与警示。在中、西学之间，他们确实偏重前者，但不能据此指责他们排斥了后者。1908年，一些南社成员“悯国粹之陵夷，古典之不振”，在日本东京组织复古社，其宗旨是“专研究古学，以与新说相融合”[8]（《复古社广告》，P113）。实际上，此派中不少人都明白，要保存国粹，“欲救以学，则必揩拭双眸，盱衡*，甄采老、墨，吸纳佛、耶，驱策化、电、声、光，观摩培、笛、达、赫，然后提挚儒术，互相衡量，醇疵毕见，始萃一炉，鼓铸既烈，精光四溢。斯国粹署名，乃其实克副。若摭拾琐碎，钩稽异同，株守片隅，重研哲理，纵缘新法比附，究属变相汉学，趣注末节，无俾本体，横流日甚，亦终必亡。”[8]（周祥骏：《答〈国粹学报〉胡仲明书》，P186）正因为有了这等心胸和见识，此派中的一些人物才能够“以新理新法治旧学”，在传统学术的转型过程中作出独特的贡献。所以，正如同不应以国粹派的批评来论断欧化主义者“醉心欧化”，我们也不必根据欧化主义者的批评断言国粹保存主义为复古、排外。
至于调和论者，就表面观之，似乎他们也确实有超越欧化与国粹，调和古今和新旧的意愿。但究其实，他们实际上大都还是有所偏重的。这尤其需要研究者细心地考察和甄别。比如杨度，一方面如上文所引，他主张欧化主义与国粹保存主义“同时并教，无所偏倚”，另一方面，作为清末修律中的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他又明确提出：“礼教并不能谓之天经地义，不过治民之一政策而已。审时变之所宜，应以何种政策治其民者，即以何礼教治其民，一切*、法律、教育，皆视之以为转移，无所谓一成而不可变者也。”[10]（《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P530）其重点是要以“新”代“旧”。反之，修律中的礼教派代表人物劳乃宣虽然对“偏于旧者”和“偏于新者”都有所批评，并且颇具辩证地提出“有古而后有今，今者古之嬗也。有今而后有古，古者今之积也”。然而，究其实，劳乃宣是论“道则从古从旧，器则是从今从新”[13](P12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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