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知识结构的改变，仍然是这一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
    自从儒学在历史上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就逐渐成为士人知识结构的主体。以体用兼备、明体达用自诩的儒学，不仅关注个体的修养，更为王朝的统治提供理论支持和制度规范。“通经”便能“致用”的思维逻辑，一向为大多数人所认同。及至晚清，为了应对危局，统治者不仅主动兼采非儒学派，而且被迫接受了中体西用的现实。但是，观念的变革是有一个过程的。就知识结构的调整而言，无论是曾国藩的“孔门四科”说，还是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基本上都还是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框架中为士子“指示门径”。
    维新派则已有所不同。康有为曾指出：“昔者，大地未通，号称史学者，只识本国而已”，“今则环球通达，天下为家……援古证今，会文切理，一开口即当合万国论之，否则虽以钱、王之学，亦村学究而已。”[15](P702)著有《廿二史考异》100卷的钱大昕，其博闻强记一向为世之公认。而今康有为却是以西学为尺度，比量出前人知识结构上的不足，这一批评思路就有了新的特点。但是，受西学传播阶段性的影响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主观局限，康有为这时拟订出的施教计划，仍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他虽然重视西学，但与对中学的如数家珍相比，康有为对西学的认识和介绍显然要粗浅得多，而且对中学内容的删减也缺少必要的力度（注：如康有为在《桂学答问》中以“资质稍鲁者”为对象，以三、四年为期，一口气开列出有关中学的古今著述140余种，另有西学的书籍40余种，不仅读遍，且有“熟读精考者”。他断言：“学至此，则圣道王制，中外古今、天文地理，皆已通矣。”显然，这套教学计划如果在实践中不是有所取舍的话，是很难操作的。）。到辛亥革命时期，情况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变。那些以革命或改良的手段对清政府统治及封建专制主义发起正面冲击的人们，已开始自觉地清理、批判传统文化，这自不必言。撇开意识形态的考虑，单就学术本身来说，时人已明确地认识到：随着社会的进化，既不应该、也不能够再企图以一家之学、一人之力去包打天下。“西人所称一人万能之时代，乃野蛮之世，法简而事易治，群小而智力粗浅。若世界文明，必以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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