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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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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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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之，愈繁赜而愈进化。……则学问但求专精足矣，不贵兼众人所长也。”[16](P614)这时，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明显地、有意识地将求知的重点从中学转到了西学。据对孙宝瑄读书日记的粗略统计，从1901-1906年数年之间，他阅读的新书刊多达60余种。也许在对同一类问题的比较中，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其间的发展与变化。如，同是讨论当代学术、品评前辈学人，南社成员周实的立论与前引康有为的说法就有所不同。周实指出：“夫当今时局，既为四千年来创有之时局，则此后学术亦当为四千年来创有之学术。”他认为在这个大时代中人们“应治之学术”，起码应包括*、教育、实科、文科四大方面的内容，并且非常具体地开列出*学、伦理学等20多门学科。并且强调：“以上仅举其概，已浩如渊海，终身为之而不能尽。况乎一科又复千枝万派，不可屡述耶。回视乾嘉时所谓文人学士者，真可云并蛙辽豕也已。”[8]（周实：《与邵肃廷书》，P179-180）从字面上看，井底之蛙与村野学究无非都是形容人的学识浅陋，很难说有多大的不同。然而，在前面的引文中，二者的含义却是有着明显的差别：康有为以村野学究指乾嘉学人，只是嫌其知识结构有所不足，并没有否定该学派本身的价值；而周实的“井蛙”之说则不然，因为他根本就把乾嘉之学排斥在“应治学术”之外。又比如，关于对学生的教育，康有为的《长兴学记》、《桂学答问》所反映出的还是改良后的书院特色，蔡元培的《学堂教科论》所要构建的则已完全是近代的学科体系。当年，梁启超曾根据《长兴学记》及其亲身所受教育，把长兴学舍的教育内容归纳为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大科目、17个子目。蔡元培则是按有形理学、无形理学、道学三大类，开列出40多个子目。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学科数量的增加。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其一，在《学堂教科论》的开篇，蔡元培就点明了其述作之旨：他是以曾沉溺旧学、终于迷途知返的过来人的身份，为来者指点迷津，以免他们重蹈覆辙，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弃旧从新的意愿。其二，那全部是“或采译语，或用日本人所定”的40余个科目，同时也就构成了作者心目中“今之学术”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17](P139,142)。这也就决定了读书人日常的读书方向和内容。“凡修普通学者，宜以平日课程为本，而读书以助之。苟课程所受，研究未完，而漫焉多读杂书，虽则有所得，亦泛滥而无归宿。且课程以外之事，亦有先后之序，此则修专门学者，尤当注意。”[18]（《中学修身教科书》，P185）这已不再是大开书单，而是根据近代的学科建制，要求学子们有选择地阅读，康有为、蔡元培之间已有了明显的差异。如果我们再稍稍往前追溯一下，都是为修身而修学，在晚清岭南著名学者朱次琦那里，还只是“修身者，不读书不可也。读书之实五，曰：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19](P171)。蔡氏的修学却完全是围绕着近代的学堂教育而展开。民国初年，康有为指责“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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