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影响（注：郑剑顺：《孙中山与改良派》，《学术月刊》1982年7期。）。 立宪派的宣传“使一部分热情寻求救国真理而认识模糊的人被指引到歧路上去”。同时，把立宪派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了当时一个反对的*势力”，这股力量以后在破坏革命方面起了很大的反动作用。因此，立宪派虽曾起过一点好作用，但却“并不能改变立宪运动的反对本质。”（注：胡绳武、金冲及：《论清末的立宪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58—61页。）
另一种意见则持基本肯定看法。认为，立宪派“忧国忧民的初心始终未尝懈怠”，其所从事的立宪运动，在当时产生了积极作用。例如，使资产阶级*制度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有利于民族*觉悟的进一步提高；激励了资产阶级和其他各界对改革内政，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热情；扩大了人民的某些权利；揭露了清廷的反动本质，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注：杨立强：《青史凭谁判是非》，《复旦学报》1980年5期。）。有的指出，立宪派当时对民族、对社会是有积极贡献的， 如发动和领导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致力于思想启蒙、兴学育才、启迪民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清政府进行斗争，发动和领导保路运动等（注：赵清：《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历史作用》，《四川大学学报丛刊》9辑（1981年）。）。 还有的通过分析国会请愿运动，论证立宪派的活动有助于革命宣传和人们的革命觉醒，打击了专制政权的威信，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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