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看得是很时髦、很体面、很有见地的举动。把“洋务”当做眨词，从而揶揄之、嘲讽之、抨击之、斥骂之，那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的事。这也是很自然的道理，因为办“洋务”是同资本帝国主义打交道，而学习他们的造船制炮、练兵办学的结果，非但没有使中国独立富强，反而外患益亟，危机日深。中国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主要斗争任务是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全国人民仇视、憎恨外国侵略者，因此，向帝国主义侵略者采取妥协屈服政策的洋务派所举办的“洋务”，也就从而受到谴责和抨击。“洋”之一字，多年以来几乎成了“帝国主义”的同意语，并且把“崇洋”和“媚外”联系在一起，这就不免使人望“洋务”而生厌了。其实认真思考、冷静分析一下，我觉得“洋务”本身并不是坏事。所谓“洋务”不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事务吗？“中学为土，西学为洋”，近代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发展资本主义，要科学文化进步，就不能完全摈弃“洋务”，不管人们对“洋”学怎样厌恶，但是声光化电、轮船火车、机器枪炮、学校报刊，以至于洋布、洋油、洋铁、洋烟等等，都势必取“土”而代之。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救国救民而向西方寻找真理，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在一定意义上不也是学习“洋务”吗！
问题是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三十年中间，办“洋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是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其他湘、淮系文武大员，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随后又在英法联军之役和中法、中日战争的失败中负有主要责任，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首领人物，又对外国侵略者采取了“羁縻”，即妥协投降的政策，再加上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和革命，因此被称为“洋务派”的这个统治集团就成为“卖国投降”的代表，“洋务”和“洋务派”也就纠缠在一起，被看成是可鄙、可恶、可耻之务。“洋务”和“洋务派”固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两者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我认为要把“洋务”和“洋务派”加以适当的区别，不能说“洋务派”是反动的，他们办的“洋务”也是坏的。打个很不恰当的比喻吧，正象“社会主义”和“社会党”一样，一些社会党蜕变为资产阶级的政党，但不能说他们曾经主张过的“社会主义”也是坏的。
第二，对于“洋务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要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所谓“洋务派”，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派别，更不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的政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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