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的事情。据此,我认为在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时候,应当着重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着重于洋务运动所起的历史作用(反动作用和某些进步作用)的探讨,着重于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但决不是历史和现实的简单类比),而不必过多地谴责、批判洋务派的某些首领人物,因为他们的反动立场和那些反动的*行动,都是显而易见的。
说要科学地客观地评论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并不是要美化他们,也不是什么为“洋务派翻案”。如果经过认真研究的结果,证明了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确实完全反动,无任何进步作用可言,理应“打倒”,那就要根据事实,彻底否定。
倘若研究的结果,发现问题还不是如此简单,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有些事情、有些人物,还有某些可取之处,在历史上还起过某些进步作用和积极作用,那同样也要根据事实,加以客观的评断。当然,对洋务运动和对洋务运动的研究,都要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看,过去一个时期(“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除外),特别是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刚刚被中国人民赶走,新中国刚刚建立,帝国主义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对新中国实行*政策和经济封锁,甚至妄图卷土重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反动面、消极面着重加以揭露和批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那个时候,如果离开现实*条件过分强调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研究的学术性,而忽视它的自身固有的*性,那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不能对以往有关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论有某些简单化和片面性加以指责。现在重新研究和讨论洋务运动,同样不是也不应该是简单地作什么“翻案文章”。被地主资产阶级颠倒的历史,不能靠今天的历史研究者的简单“翻案”就“颠倒”过来的。
(资料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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