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上，各企业都象前面讲过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一样，虽然都吸收了商人资本，但大权掌握在官的手里，商股处于根本无权的地位，“一切惟总办之言是听”，“商民虽经入股，不啻途人，即岁终分红，亦无非仰他人鼻息”<杨松、邓力群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78页。>。至于其中贪污浪费，中饱侵蚀的现象，商股更不敢过问。这种封建官僚决定一切的现象，同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显然存在着严重矛盾。 

　　马克思说：“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53页。>银行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是所谓“社会的会计”。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是否有强大的竞争力，与银行的作用关系甚大。在洋务运动酝酿、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些地主官僚在农民革命的冲击和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巨大利润的吸引下，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积极寻找商业投资场所。然而由于洋务派极力维护封建统治，其举办的企业一切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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