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洋务运动开翻译和自办报刊之风，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使“万马齐暗”的中国开始焕发出九洲生气。迫于洋务事业需要，洋务派设立译书馆，对西书进行译著工作。其中江南译书馆译书最多。在２０年间译书１６３种，另附刊３２种，有十余种是历史和政法书籍，近代新学科的引进工作大都是它完成的，１９世纪欧洲新兴的声、光、电、力等学科的引进也是籍于它。京师同文馆译著近２００部侧重于介绍西方外交，历史、时事的书籍，这些官方翻译机构的工作为学习西方的活动铺开和奠定了基础，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得到更广泛深入的传播，一个生动而丰富的世界愈来愈清晰地出现在一代知识分子的面前，从而帮助他们从传统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逐渐形成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导致近代知识层和近代文化的产生，从而为近代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洋务译书馆引进西学的活动对中国近代科技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影响，恰恰似梁启超所说：“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１４）］，对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这说明译书馆的引进西学对于中国整个社会思潮的演变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文化的社会信息的传播工具－－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如《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江报》、《新报》等，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演变的又一标志，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人才队伍的发展。 

　　其三，随着对传统观念的动摇，社会上，甚至洋务派中有些人进而转向要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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