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素质，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因。[2](P211)沈家本特别重视翻译人才的罗致，当时对西方法律稍有研究的留学生沈家本几乎全部罗致到法律馆从事翻译编纂工作。同时留学生也参与清政府拟订新法律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伍廷芳。当年伍廷芳在英国学习毕业后，驻外使臣陈兰兵、郭嵩焘等争相罗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呈请以高薪任用，后入李幕，初任洋务局委员，助办外交，翻译西律，并参与签定条约等涉外工作。伍廷芳曾先后参与新刑律草案和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民律草案的拟订工作；受朝廷之命负责起草商法，遂先后编定《商人通例》、《公司律》，起草了《诉讼法草案》等。除伍廷芳外，修订法律馆的留学生们“分科沿事”，亦成绩卓著，在他们的亲自参与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清政府先后拟订了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
四、“中体西用”是法制变革的指导思想
“中体西用”是在西方文化冲击和经济高压下所形成的洋务运动的思想理论模式。它最初萌芽于1861年冯桂芬的《校彬庐抗议》中的一个主张，即“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而奠定这理论基础的则是洋务运动的旗手李鸿章，1864年，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书中写道：“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鸿章以为中国欲富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4辑)。而洋务运动的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是“中体西用”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证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文襄公全集·劝学篇》)。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贯穿他的代表著作《劝学篇》全书，是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的洋务思想的结晶。光绪称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太后也深加称许，遂以上谕形式下令印发各省督、抚、学政人手一部，“颁布天下”，“挟朝廷之力以行之，不胫而遍于海内”(《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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