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先后评衡，我们应该说，太平天国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的夜郎心理下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虽然太平天国农民对西方人也怀着仇恨其侵略的心理，对他们提出的侵略条件也出自爱国心和骄狂自大心理严斥拒绝，但比较起清政府当时的闭而不见来，显得开明、和善得多。所以，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种偶然机会丧失了。
有大势在，就一定会出现顺势之人之事。中国近代在大势已成时，究竟是哪些偶然因素促成了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有三，一为太平天国的直接敌手，出自镇压太平天国之需，与太平天国竞相借用西洋器具、兵力，从而由不自觉到自觉地踏上洋务之路。二是清朝廷因内外交困，不得已而承认汉族官吏“借洋师助剿”的做法。又逢皇权更替，慈禧无力可恃。借外力势力夺得权力，只好依外力意志稍弃顽固之风；其三，西方列强经多方交涉，找到了可乘之机，作出了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以扩大侵略权益的选择。清政府的洋务政策就这样在必然趋势里的偶然因素中被促成。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清朝军队不仅不能将太平天国镇压在广西一带，而且不能阻止太平军定都天京，曾国藩、李鸿章以及直接受太平军武力威胁的地方官吏何桂清、薛焕等人感知，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借用了西洋技法，因而必须“借洋兵助剿”。在中央的奕沂、桂良等人也因内外交困的逼迫，力主改变国策，向西方学长技。
李鸿章率淮军出战后不久就发觉，太平军所以“猛不可当”是因为“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第58页，卷二第46页。)在他的“敌情”报告中，经常出现“洋匪”一词。如一份写给清朝政府的报告中称：李秀成准备再勾通“洋匪”，“购夺小轮船，驶入太湖，以备窜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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