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呤唎著《太平天国亲历记》第55页。)。与此同时,他也盛赞西洋*的精良。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他赞誉英法的军械和部队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每攻城劫营,各项*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他自称“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并大胆地“日诫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第58页,卷二第47页。)李鸿章既感到太平军借用洋器的威胁,又认识到了中国武器、军队与西方的差距,为务镇压太平天国之实,他先于政令袭用西法,与太平军竞相借用西法以抗衡。
与此同时,受到太平军威胁、打击的江苏、浙江一带的地方官吏,因深知清朝军队无以与太平军匹敌。为保全地盘及官职,他们私下与英人交涉,先开借用西洋兵力以抗击太平军的先例。上海道台薛焕在太平军围攻上海时,不断与英国领事通信,渴求英国出面应付危局。被太平军炮火威逼着的清朝官员,顾不得清王朝自称天下第一大国的颜面,也顾不得清政府对红发蓝眼人不屑一顾的尊严,屈膝于西方列强脚下,请求供助其先进武器、兵力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权势。他们在荒不择路中开启了中国深闭固拒的大门。这些地方官僚在私自勾结外人的同时又用危言耸听的言词劝说皇帝,实希翼能得到圣上的谅解。被内忧外患搅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既已将镇压太平天国的重任托负给了地方官吏,怎能不承认他们“平乱”的功绩和办法,这些官僚也就居功操演了后来的洋务运动。可以说,没有太平天国对清朝腐朽权贵势力的打击,一贯执行“太阿从不下移”之家法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就不可能给予新兴的经世派以重大权柄,没有西方势力的侵入和太平天国接纳西方文化的举动,也不能引发敌手们“借师助剿”的需求。没有“借师助剿”以及与洋人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合作,就不可能有强烈的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刺激,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的迫切愿望和行动。
清廷默认李鸿章、薛焕等人开门接纳西法,除必须依赖他们“平乱”除“息”这一因素外,还因为几乎在同时,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外国列强无形参预的政变,坚持不与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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