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打交道的咸丰滞留热河迟迟不归北京，终于“驾崩”热河，但临终仍将权柄交给顽固如已的旧大臣载垣、肃顺。不被咸丰信任的奕䜣、慈禧在宫廷内争中日益与肃顺等顽固派对立，终于联手盘算以政变来改变咸丰的临终安排。与联军直接交涉的奕䜣已清楚地感觉政府再难以同时抗衡西洋来犯者和太平军两大劲敌，英、法、美等国外务人员也乘机以温和的态度说服奕䜣接受其外交观点，并暗示可以帮助其夺权并摆脱困境。因此，奕䜣 不断向慈禧发出联合外人能保全平安的信息。慈禧因手无只兵、只得将夺权的希望依托在皇叔所攀援到的洋人力量上。事成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卜鲁斯很得意于他们这次政变的操纵，“恭亲王及其同僚之操权，……是几个月来私人交际所造成的”。这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是英国人以“温和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并支持他们去发动政变所得到的。从政变中获得权柄后，慈禧和奕䜣一必须顺从暗助他们的洋人之意，二必须向国人摆出与被他们打倒了的肃顺等人不同的*态势，所以在他们发出的惩办肃顺等人的上谕中特别斥责了他们“伪报外人态度言词恐吓故君，阻其还都”的罪行。这种斥责无疑是在表示对过去外交态度的悔过，也预示着未来的外交亲善之势。清廷在政变后的对外亲善之态与地方上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洋务之举于此合流。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就这样在宫内宫外的偶发事件中具备了内部的基本条件。
因为洋务运动是个双向活动，即中国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文化，西方各国向中国传授先进技术，协助中国建立西式的工厂、学校、机关……，所以它的成行只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西方列强的意愿。西方列强是否和为什么愿意让中国开展学习他们的洋务活动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中得到答案。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表示，对西方各国来说，新的问题“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而是由于中国的衰弱”，因此“西人所望中国者，一曰非强不可，不强则生意阻滞不行，西人于此多不便也。二曰非富不可，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英国及其同伙虽然已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诸多口岸，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中国太弱太贫以致不能满足他们的侵略需要。另外，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的傲慢态度，治理国事的腐败、无能，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所导致的自给自足，不依赖商品的生活习惯以及中国人民对西方商品的排斥心理等等，都极不利于他们的侵略利益。因而他们亟望中国能借西法以自强，并愿意帮助中国自强自富成适合于他们侵略需要的国家。威妥玛也在《新议略论》中表白：中国若借法自强，泰西各国无不欣悦，因为中国政府对于西方各国“益盖多焉”：“中华初办，需得外人相帮”；“内地从此容易治平，外国人氏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中国必得约清借贷”。他的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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