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西方义利结合，中国义利对立，重义轻利。

　　郭嵩焘在分析涉及传统价值观重要内容的义与利时指出：“中国言义，虚文面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不顾。西洋言利，却自有义在。《易》曰：‘利物足以和义’，凡非义之所在，固不足为利也。是以鹜其实则两全，鹜其名则徒以粉饰作伪，其终必两失之。”（注：《郭嵩焘日记》（四），第297～298页。）总之，郭嵩焘这是在倡义与利二者的不可分割，从而批判了儒家宣扬的义利对立、重义轻利的错误观点。

　　郭嵩焘认为西方是将义利结合起来的，他这种看法符合近代西方社会的实际。我们知道，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重利益讲实效的社会，在价值观念上形成了与中世纪神学相对立的思想。中世纪强调人应该追求“至善”，追求上帝，而回避尘世和欲望，达到与上帝同一的思想境界。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一个重视现世利益，重视实效的时代开始形成，宗教改革的结果，使过去人们鄙夷的世俗活动，甚至商业活动具有神圣感和价值感，同颂扬上帝、赞美上帝这个崇高的价值联系在一起了。新教把劳动、赚钱等活动看作是一种天职，马克斯·韦伯认为宗教改革导致了人们“把赚钱视为有义务实现的目的本身，视为神的召唤的思想”。（注：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46～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种利用交换的机会取得预期利润的资本主义精神便构成了近代功利主义伦理的现实基础。据此人的一言一行追求自我利益，追求经济利润乃是合法的，也是最大的动机。这不仅在经济和*上，而且在道德和评价上也认为是正当的，不可谴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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