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西方重商贾，中国重士而轻商。

　　郭嵩焘发现在反映社会关系的观念方面，中西方也有差别。他指出：“西洋以商贾为本计”，中国则“重士而轻视农工商三者”（注：《郭嵩焘日记》（四），第320页。），“西洋各国以通商为制国之本， 广开口岸，设立领事，保护商民，与国政相为经纬，官商之意常亲。”（注：《郭嵩焘奏稿》第384页。）“是以国家大政， 商贾无不与闻者”。（注：《郭嵩焘奏稿》第341页。）

　　郭嵩焘对中国重视士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很注意，为此他回顾了士在中国的演变过程。指出古代的士能耕田、能做工、能屠牲、能捕鱼、能经商，汉代的士有牧猪羊者，有负薪者，有为人帮佣者，有卖药者，他们都是依靠劳动以自食其力的人。然而自从宋儒讲明性理学以来，士的地位愈高，名气愈重，人们越把士看得不同寻常，距之商农三民越悬殊，反而使士成为《周官》里讲的那种闲民，因此，“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0～11页。）

　　郭嵩焘在论述西方重商贾的风气时，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了重商立国的政策。他提出这一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表明郭嵩焘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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