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况下，一些思想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西方与中国上古盛时进行比较印证，但是“认识以认知为先决条件的，认识某物就是将其归入人们以前已知事物，并通过以前有的知识将其区别开来。”（注：欧文·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第171页。）这样， 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在进行比较时，把西学与中国之学相比较得出了西学中源说，把西方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相比较，得出了泰西近古说。”（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第252页。）但从它们的影响来说， 后者的消极影响要小于前者。因为它只是把西方社会某些事物与中国古代的某些事物做了比附，并不否认西方文化独立的起源，也无贬低西方社会之意。它把近代西方的一些言行嫁接到中国古圣人的言行中去，从而增加了令人尊敬的地位，用中国的古裙将西方少女打扮得富有东方式的美感。但从增加了接纳西学的保护色这一角度来看，泰西近古说与西学中源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难能可贵的是郭嵩焘在考察世界文化时，接受了近代意识的文明观。他将近代世界按其进化程度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开化、野蛮。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也持有这种观点，而这种观点又源自近代法国著名史学家基佐。由此可见郭嵩焘认识水平之高。这种文明观的先进性在于对世界上的多元文化，可以用进化程度进行横向比较和历史比较。它又能帮助处于半开化的民族，克服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尺度来评价先进的异域文化习惯性的心理屏障。
根据这种文明观，郭嵩焘敏锐地认识到了中国文化的严重落后。他指出：“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91页。）郭嵩焘这些话阐发了发展的、 进化的历史观，他告知人们：先进与落后可以转化，如按进化程度来区分文野，现在轮到西方人说中国为夷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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