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皆宗之希腊、 罗马（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384页。）。19世纪中后期， 中国知识界仍然普遍地认为：“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复然出于万国之上。”（注：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既然如此，西方的文学当然是不会被放在眼里了。郭嵩焘与这种态度不同，他多次称赞了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和近代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75、374、869、946、873、220、452～453、873页。）
西洋有自己的文化。但这一文化的源头是否在中国呢？郭嵩焘的回答是否定的，即西方文化有自己独立起源的轨迹，它不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郭嵩焘冲破了“文化—源论”，多方面论述在儒学文化圈以外，还有其他人类文明独立的存在，从而动摇了中国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念，树立了全球多元文化观念。郭嵩焘所以承认自古以来世界上就有多元文化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熟悉19世纪西方著名考古学家的成就有关，这些考古学家有爱琴文化的发现者谢里曼，埃及学家、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者商博良，亚述学家、楔形文字的释读者格罗德芬。（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27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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