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首领张之洞也难免受这种夷狄观的影响，他认为“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注：张之洞：《劝学篇·序》。）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的刘锡鸿则自负以“攘斥夷狄”为己任。这种把近代西方诸国一概视为夷狄的看法，是从历史上的夷狄观中引伸出来的。
“洞察是改变观念唯一有效的方法”。（注：爱德华·波尔：《横向思维·序言》。）郭嵩焘根据自己在英法两国两年多的实地考察，他认为对近代西方各国决不能以夷狄视之。他说“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6页。），“西洋之局，非复金元之旧矣。”（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10页。 ）他尖锐地指出把近代西洋各国视为夷狄，正如同“今人与奴隶、盗贼同席坐则惭与怒，审知其非奴隶、盗贼也，即惭与怒立释。 ”是一种认知上的错误。 （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2页。）郭嵩焘毫不掩饰自己对西洋文明钦羡心情， 在致李鸿章的信中写道：“（伦敦）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计其富强之业，实始自乾隆以后。”（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88页。）
郭嵩焘还对西方的历史文化做了考察，追本溯源地论证了西方文明源远流长。他指出自古以来世界上就存在有多元文化，他承认世界上有八大文明古国——犹太、巴比伦、亚述、埃及、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国。（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34页。 ）而泰西学问皆根源于希腊（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47页。），西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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