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近代意识的文明观，郭嵩焘确认当时中国处于半开化阶段。由此出发他从微观上展开了中西文化比较，并发现在社会风习上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西方重求实，中国务虚文。

　　郭嵩焘注意到了西方与中国在学风上的不同；他指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857页。）， “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04页。），西洋“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 （注：《郭嵩焘诗文集》第196页。 ）郭嵩焘称赞西人“好推求人世事理而不惮烦劳”（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24页。）， “治行学问必务求实，非可以虚名假借”（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04页。）， “遇事必一穷究其底蕴”（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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