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日记》第734页。）“西洋考求政务。辄通各国言之， 不分畛域”（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590页。），各国互相考察不遗余力。 “中国漠然处之”，“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注：《伦敦与巴黎日记 》第733页。），“以考求洋情为耻”。（注：《郭嵩焘诗文集》第216页。 ）郭嵩焘严厉批评中国这种闭关自守的风气时写道：“中国人眼孔小，由未见西洋局面，闭门自尊大”，“一意反手关自己大门”，“此最害事”。（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737～738页。）
郭嵩焘认为近代西方与中国在对外关系上风气的不同，有其思维方式的根源。这就是西方“化异己而使之同”，中国“则拒求同于己者而激之使异”。（注：《伦敦与巴黎日记》第930页。 ）他这种关于西方文化异使同，中国文化同使异的说法，符合实际。一般来说，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封建顽固派在中西文化之间一直以“立异”为基本价值取向，视中学与西学之间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精神鸿沟，反对将西学引入中国，坚持“用夏变夷”，而坚持不可“用夷变夏”的顽固立场。显然这种把中学与西学完全对立起来，无视和否认中西学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极力排斥西学的企图，只能是“一意反手关自己的大门”。近代西方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闭关自守环境的消除，因此人们树立了求同的意识，希冀借“同”求“通”，建立世界性的文化。
在对外关系上，郭嵩焘力主开放交流，以学习西方为要务。在思想上他本人就具有“化异使同”的观点。他曾明确指出“夷狄之民，与吾民同也。趋利避害同，喜谀恶直同，舍逆取顺同，求达其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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